常言道：「信則有，不信則無。」但實際上「信則躲，躲則沒有」。

當前位置： 首頁 » A-Journal » 消息與故事 » 13號星期五真是不祥日子嗎？芬蘭研究說……

翻開日曆，2026年有個少見的巧合：這一年竟有三個「13號星期五」！許多西方人相信，這些日子是全年最不吉祥、最不宜出門的日子。我們今天已經平安熬過了前兩個「黑色星期五」——2月13日和3月13日，大家幸運地都還健在，但11月13日星期五又要來臨。一年之內連中三元，這在西方堪稱「倒楣中的頭獎」。寫到這裡，或許有讀者臉色一沉，因為按中國傳統干支，2026年是丙午年，本來就是被人們視為不甚吉祥的「赤馬」年。與明年丁未「紅羊」年合觀，便是古書裡令人聞之色變的「赤馬紅羊劫」。南宋柴望一部《丙丁龜鑑》，列出了自秦漢以來丙午、丁未兩年的兵燹災異，密密麻麻，看一眼都要做惡夢。一邊是接二連三出現的西方凶日迷信，一邊是華夏古老的劫運預言，中西合璧，雙重「加持」。

暫且撇開「赤馬紅羊劫」不談，「13號星期五」真有那麼邪門嗎？這個西方人的忌諱主要有兩個源頭。首先，星期五自中世紀起就被歐洲人視為凶日——耶穌在星期五受難，英國傳統上定星期五為絞刑日處決死囚；其次，「13」素來被視為不祥的數字。耶穌被捕前與12門徒共進最後的晚餐，出席者共13人，第13位相傳正是出賣他的猶大；此外，在北歐神話裡，相傳12位神明受邀在瓦爾哈拉歡宴，不請自來的第13位客人洛基（Loki）慫恿盲神霍德爾（Höðr）殺死了光明之神巴德爾（Baldr），令天地陷入黑暗。兩種古老忌諱疊加，使人認為「13號星期五」這個日子「雙倍不祥」。究竟這一天是不是真的特別危險呢？這就得讓數據說話了。

在2004年，赫爾辛基大學的伊戈爾·拉頓（Igor Radun）與海基·蘇馬拉（Heikki Summala）發表了一篇論文，深入探討「13號星期五」與交通事故數目和傷亡的關係。這其實是一篇「覆核翻案」之作。有學者早在2002年便分析過芬蘭1971至1997年的死亡統計，認為男性在「13號星期五」的交通死亡風險基本持平，女性卻為1.63倍，即使調整了年齡、年代與氣溫仍然如此。於是，他們據此推測罪魁禍首是迷信帶來的焦慮。結果被媒體廣泛報導，渲染成「迷信的女司機死在黑色星期五」的鐵證。但拉頓與蘇馬拉指出該研究有數個缺陷，可能扭曲了結果。第一，數據混入了水上與航空事故，不限於開車；第二，連乘客也計算在內——乘客對事故根本沒有操控權；第三，全國天氣只用一個監測站的平均氣溫調整，而芬蘭南北縱橫上千公里；第四，對照組的星期五混有仲夏節等假日，飲酒與出行模式天差地別；第五，也是最致命的，樣本太小，數字縱有波動也可能是偶然因素導致。

於是，兩位學者以更完善的方法再作分析，嘗試描繪出一幅更貼近真相的圖像。在數據方面，他們改用了芬蘭1989至2002年的全國傷亡事故數據庫。由於開車的傷亡事故數目比死亡個案多得多，此舉令研究的統計效力大增。而在方法上，他們採用了「配對設計」。研究期間原本共有24個「13號星期五」，為了排除假日干擾，他們剔除了3個（兩個為耶穌受難節，一個緊接著星期四的公眾假期），把餘下的21個「13號星期五」與各自的前一個星期五（6日）和後一個星期五（20日）逐一比對。此外，控制組中有9個恰逢節日或異常的星期五。他們貼心地用相鄰年份最接近的星期五均值替代。之後，他們以弗里德曼秩方差（Friedman’s two-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by ranks）分析檢驗。分析只納入「主動參與者」——駕駛、行人、騎車的人，明確排除了無辜的乘客，並按性別分開檢驗事故數目、死傷人數，甚至調閱警方判定的事故責任。基本上，過去類似研究踩過的坑，這次都繞開了。

兩位學者最後得出怎樣的研究結果呢？首先，「13號星期五」不見得特別危險。6號、13號和20號三個星期五的交通意外傷亡事故日均數分別是25.83、28.95、26.02宗，雖然略有不同，但在統計上毫無差異；其次，即使分開性別來分析，結果也大致相同，性別與日期的交互作用可謂完全不見蹤影。不論是捲入交通意外的女性、男性「主動參與者」——自主控制移動方向的駕駛者和行人——數目、受傷與死亡數，還是警方判定應負責任的比例，統統沒有顯著差別。女性駕駛者非但沒有「死亡光環」，男女比例在「13號星期五」甚至略低於其他兩天。結論相當明顯，就是沒有一致證據顯示「手握方向盤」的女性因迷信焦慮而在「13號星期五」開車時製造出更多交通事故。拉頓與蘇馬拉認為2002年發布的那個研究結果之所以不同，應該歸因於抽樣差異、設計欠佳，以及小樣本裡純屬碰巧出現的隨機波動。折騰半天，「黑色星期五」似乎沒有特別，既不受超自然力量影響，表面上也看不出任何「自我實現的預言」的痕跡。

然而，兩位論文作者還是「戴頭盔」，提醒大眾這個研究結果不代表迷信焦慮毫無影響。他們強調，研究中沒有「風險暴露數據」——這些數據只記錄了上路的人，沒記錄誰根本沒出門。他們坦承自己「無法對女性在這一天的駕駛表現下任何結論」，因為迷信本身可能驅使女性認真看待風險，反倒變成「自我挫敗的預言」。譬如說，真正焦慮的人可能因為害怕「黑色星期五」，在當日作出不同的行程決策，至少會避免開車，改為留在家中、改搭公共交通、避開高峰時段、選擇更安全的路線。這符合事故心理學裡的「多重篩選」概念：人們在出門前的每一個環節，悄悄調低了自己的風險。翻譯成人話就是：不是凶日不靈，而是怕它的人早就躲好了。最後的結果不是「信則有，不信則無」，而是「信則躲，躲則沒有」。一項在1993年於《英國醫學期刊》（BMJ）中刊載的研究確實發現，這天的住院人數略少，暗示高風險人群可能減少了出行。當然，兩位學者指出，這類數據「相當有限，需要更大規模的研究確認」。

也許更仔細的數據需時採集，但歷史和民俗考證早已指出這個「凶日」本來就是個近代拼裝貨！一些民俗學家直稱「13號星期五」的迷信是「維多利亞時代的發明」——人們在19世紀才把「星期五不祥」與「13不祥」合而為一製造出來的。目前已知最早的英文書面記載，是大清同治八年（西元1869年）亨利·薩瑟蘭·愛德華茲（Henry Sutherland Edwards）為作曲家羅西尼所寫的傳記，傳中以一句假設語氣的感慨，記下忌諱星期五與13的羅西尼死於1868年11月13日星期五。但這個時候「13號星期五」還是一個沒多少人當真的「可怕」日子，到了20世紀它方在西方世界演化成一種全民心理陰影。美國股票經紀人托馬斯·勞森（Thomas W. Lawson）在大清光緒三十三年（西元1907年）推出的小說《星期五，十三號》（Friday, the Thirteenth），被認為是令「黑色星期五」迷信在西方社會普及起來的關鍵推手。故事描寫主角是一位無良的經紀人，故意利用金融市場對這一天的恐懼，在華爾街散播謠言、製造恐慌，趁金融市場崩盤大撈一筆。勞森本人就是華爾街傳奇的投機作手，小說一出版便成為暢銷書，之後西方群眾才開始「懂得」恐懼「13號星期五」。

所以，與其說「13號星期五」自古以來有一種令人不幸的神秘力量，不如說它展現出現代人類創意的巨大能量！怕它的人躲在家裡，不怕的人照樣出門，世界照常運轉。別讓日期替你焦慮——昂首走進11月13日吧！決定一天好壞的，從來不是日曆，而是您怎麼過它。如果您堅決要躲在家裡，記得瀏覽神策研究院 A-Journal，小編在網上等您！

註：相關研究刊載於《BMC 公共衞生》（BMC Public Health）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