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時代的跨境經營，已未必再涉及商品的物理搬運。產品是數字的，客戶是全球的，而流動的是身體。
當前位置： 首頁 » A-Journal » 消息與故事 » 【網黃之都？】後走水貨時代下另類跨境經營的「地理套利」
提起香港在國際競爭中的優勢，您會想到甚麼？歷年來的論述可謂琳琅滿目。有人說是「一國兩制」下的普通法制度，讓資本家安心；有人說是低稅率與簡單稅制，吸引跨國企業設立總部；有人說是資金自由流動，港元與美元掛鉤提供了穩定的金融環境。這些都是老生常談，寫進了無數份投資推廣署的宣傳小冊子。而對於低下階層來說，香港至少也是個賺取差價的天堂，由於其自由港地位，市面上大部分進口貨都相對便宜，所以一度成為了「走水貨之都」。但你曾否想過，在這些「雅俗共賞」的「賣點」之外，原來還有一群「特別訪客」，她們看中的不是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也不是 IPO 的便利性，而是另類「制度紅利」——一種官方不可能宣傳、旅遊發展局絕不會寫進宣傳片的「比較優勢」？這群人，就是來自內地的「網黃」。
沒錯，你沒看錯。在內地「網黃」圈子裡，香港竟然有個頗為響亮的名號——「賺錢天堂」。這個稱號聽起來或許有點令人啼笑皆非，畢竟香港人一向自詡為「東方之珠」，是購物天堂、美食天堂，現在突然多了一個驟耳聽來不甚高雅的稱謂，難免讓人哭笑不得。然而，對於一群活躍於深圳、卻頻繁跨境來港的年輕女性而言，香港確實是她們事業版圖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她們不是來買樓投資的，也不是來開戶炒股的，而是來「開工」搞「數字經濟」的。
「網黃」這個詞是從「網紅」變化而來。中文裡「紅」代表走紅、受歡迎，而「黃」則是色情的隱語。顧名思義，「網黃」就是專門在網絡上創作和傳播成人內容的「網紅」。她們很多都受過一定教育，來自廣東及周邊地區，但主要居於深圳。其工作包羅萬象：在直播平台進行「黃色直播」、販售色情照片和影片、經營付費訂閱帳號，甚至提供線下陪侍服務。與傳統性工作者不同，她們的收入主要來自數字平台——虛擬禮物打賞、會員訂閱、廣告分成，儼然是「平台經濟」的一個特殊分支。為甚麼這些女生會選擇當「網黃」呢？學者指出，當中不少是因為新冠疫情爆發後經濟下行，又經不住平台經濟的誘惑而「下海」的。越來越多年輕貌美的女生，包括大學畢業生，都湧入這個行業「搵食」。
兩位分別來自嶺南大學與香港浸會大學的學者最近發表了一篇論文，嘗試揭示數字經濟時代下一個鮮為人知的跨境流動故事。他們主要通過兩個方法採集資料和數據進行研究。首先，研究的第一作者以觀察者的角色，從2023年6月起定期檢查並關注網黃在各種平台上的帳戶，包括虎牙、鬥魚、OnlyFans、Patreon、Twitter，以及中國內地的其他「秘密」色情應用程式，藉此瞭解她們的工作生活、開發訪談問題並驗證訪談數據；其次，兩位作者在2024年5月至12月期間，邀請了五位年齡在18至32歲之間的網黃進行了半結構化的訪談。他們希望是次研究可以探討非西方背景下數字勞動者的經驗，以及他們如何利用跨境流動作為一種「地理套利」的形式，通過身體的流動和空間的切換創造出原本不存在的機會空間。
研究發現，「網黃」利用香港進行技術和制度環境套利。由於成人直播在內地屬於明令禁止的違法行為，相關平台隨時可能被查封，令她們頓時失去收入和客源之餘，更可能面臨牢獄之災，即使在多個同類平台同時開設帳號也難以規避相關風險，所以她們選擇以「物理跨境」來應對，多半每兩個月至少來港一次，有的甚至每月兩至三次。她們來港後突破各種互聯網規管後，便不再採用「多平台並行」的模式，而是專注於單一國際平台 (例如Stripchat) 進行直播。由於其用戶基數龐大得多，歐美觀眾付費打賞的意願亦較高，直播收入遠超內地平台。儘管跨境交通需要費用，直播亦可能需要租用酒店房間，但「網黃」來港一般與本地粉絲見面、進行「線下約會」，而酒店費用多由粉絲支付，那麼「網黃」便可以「一魚兩吃」。
研究亦指出，「網黃」利用香港進行社會經濟套利。香港與內地大部分地區仍然有經濟發展落差，哪怕是近年發展可謂一日千里的一線城市——深圳，其本地生產總值早已超越香港，但若論人均生產總值，香港仍是深圳的兩倍左右，因此受訪的「網黃」覺得，香港人平均來說還是比較有錢，在消費時似乎會比較慷慨。她們指出，內地的觀眾多為草根工人，新冠疫情爆發後經濟壓力較大，要他們花幾千塊人民幣跟她們約會基本上都會猶豫。但香港粉絲卻有不少屬中產階層，消費力較強，對價格敏感度低，較少討價還價，甚至會主動承擔酒店等額外成本。同樣的服務，每一次為 2,000 至 3,000 港幣之間，約為內地價格水平的2至3倍。受訪者毫不避諱地表示：「在香港賺同樣的錢，花的時間和力氣比內地少得多」。
兩位學者還特別提到，當身體在邊界間穿梭，身份也在語言間轉換，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十分值錢，這項看似毫不相關的方言技能居然是「網黃」提高收入的法寶。由於廣東話是香港主流語言，不少來自廣東的「網黃」會嘗試採用「基於地點的品牌化」策略，以語言作為情感紐帶，把作為文化資本的廣東話系統性地變現為經濟資本。她們會在 Twitter 上發布一些粵語短片，偽稱自己來自香港或澳門，在線上塑造「本地港女」形象，藉此令香港粉絲產生親切感，最終使他們與之約會時願意支付「香港價錢」。這種「扮本地人」的操作，雖然帶有一點欺騙成分，卻是精準的市場定位策略——利用信息不對稱，將自己從「內地廉價勞工」重新包裝為「本土高質素服務提供者」，顯著提升「身價」。
當然，「網黃」畢竟遊走於法律與道德的灰色地帶，她們的所作所為未必值得認同。但換個角度想，這群年輕女性在困境中展現的「創業精神」，卻又令人不得不佩服。她們沒有 MBA 學位，沒讀過甚麼戰略管理課程，卻無師自通地掌握了「地理套利」、「多平台營運」、「市場細分」、「品牌定位」等商業概念。她們看出了一個簡單的道理：香港與內地之間的制度差異，本身就是一種可以被利用的「商機」。這讓人不禁反思：當「網黃」都能看出香港的「制度優勢」，並付出時間和金錢跨境經營，為甚麼還有那麼多人守株待兔？這裡不是說大家要學習「網黃」模式，而是她們那種靈活變通的思維，難道不值得其他行業借鏡嗎？與其整天浪費時間嘲笑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遺址」，不如嘗試在夾縫中尋找機會，在限制中創造空間。
香港從來都是一個充滿可能性的城市。從轉口貿易到製造業，再到金融服務和創新科技，每一個時代前來香港的人都在制度與地理的交匯處找到自己的位置。以前有跨國企業領袖、創業青年，現在還有那些我們未必認同、卻真實存在的「另類訪客」。明天，您又打算怎樣利用香港，幹一番事業？
註：有關研究發表於《地理論壇》期刊 (GeoForum)。本文基於學術研究撰寫，旨在探討數字經濟時代的跨境勞動現象，不代表認同或鼓勵相關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