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不幸，莫過於自我實現穿鑿附會之說，害己害人。

當前位置： 首頁 » A-Journal » 消息與故事 » 【日本研究】赤馬紅羊劫？2026火馬年出生的女生特別不祥？

年近歲晚，各路玄學大師都紛紛在互聯網上分享自己對來年運勢的看法。當中一個觀點可謂相當駭人，就是指2026丙午馬年和2027丁未羊年，因為天干地支皆屬火，形成「火上加火」的強烈能量，未來兩年社會易有權力更迭、戰爭災禍之事，有可能經歷「赤馬紅羊劫」。宋朝人柴望回顧了秦昭襄王五十二年至五代漢天福十二年 (西元前255至西元947年) 間的二十一次丙午、丁未之年，聲稱這些年份均發生動亂或天災，繼而在其著作《丙丁龜鑑》指「每逢丙午、丁未之年，社稷必有禍患」。該讖緯之說在南宋中後期流行起來，並流傳至今。

原來，日本民間也流傳著類似的迷信思想。不少日本人相信，丙午的火氣太旺盛不甚吉利，這一年出生的女生必會帶來災難，既「克夫」又「克父」。日本人對「火馬女」充滿成見，也許可追溯至大清康熙二十一年 (即日本天和二年) 於日本江戶 (今東京) 發生的「八百屋阿七放火事件」。當年江戶發生大火災，人們紛紛走到附近寺院避難，蔬菜店「八百屋」千金「阿七」因而偶遇寺裡的雜役生，並一見鍾情。惟火災之後大家各散東西，「阿七」居然為了再會情郎，在家中放了一把火，而她正好是丙午年出生！自此以後，日本人便對「火馬女」敬而遠之。到了1930年代，日本又發生了一宗命案，一名女性謀殺了她的情人，凶手又是「火馬女」！日本人便更加堅信「赤馬詛咒」的存在。然而，科學研究又是否支持這種說法呢？

十多年前，日本大阪大學國際公共政策研究科學者山田浩之 (Hiroyuki Yamada) 曾發表一篇論文，探討一下出生於火馬年（1966年）的日本女生是不是真的如迷信思想所指般多災多劫。他使用了家庭經濟研究所收集的1993年至2000年日本消費者面板調查 (JPSC) 個人層次數據進行分析。這些數據提供了詳細的家庭信息，使研究能夠檢驗那些最近一個丙午年 (西元1966年) 出生的女性在教育、婚姻市場和婚後家庭資源分配等多個方面的表現。山田浩之通過兩種實證策略來評估火馬年出生對女性的影響。第一種是將「火馬女」與鄰近年份 (如1964、1965、1967和1968年) 出生的女性進行比較；第二種是使用差異中的差異法，將火馬男性作為比較組進行分析，因為日本的迷信思想只針對「火馬女」而不適用於「火馬男」。

結果顯示，如果丙午年出生的日本女性有甚麼特別的話，就是她們的數量較少，反映出迷信思想在社會上產生了實在的效應。1966年的世代規模與1963至1965年的平均世代規模相比減少了15%，與1967至1969年相比減少了22%。山田浩之指出，這個現象應該與家庭背景無關，因為「火馬女」的父母年齡、父母接受教育年數、自身的出生順序和兄弟姐妹總數，在統計上與鄰近世代的女性皆沒有顯著差別。他認為，「火馬女」特別少，是由於當時的日本人受迷信思想影響，傾向避免在丙午年生育。這或者也解釋了為甚麼在城市地區出生或成長的「火馬女」比周邊世代的女性高出7%——迷信思想在城市地區的影響較弱，與過去的文獻記載基本一致。

然而，丙午年出生的日本女性並不見得會受某種神秘力量壓制，使其命運比其他年歲相仿的女性較差。首先，就教育成就而言，日本的「火馬女」與其他女性相比根本沒有面臨任何劣勢。相反，她們似乎更有可能獲得學士學位。這可能是因為「火馬女」的數目較少，導致她們那一屆學生在大學入學考試面對的競爭沒那麼激烈，更容易「冷手執個熱煎堆」；其次，「火馬女」在日本婚姻市場上也沒遭到虧待。她們在1993年和2000年的結婚率與周圍世代相當，其丈夫在教育、年齡和收入方面亦與周圍世代的女性的丈夫基本無異；此外，「火馬女」在婚後的家庭資源分配上沒有顯著的劣勢。她們的支出和儲蓄與周圍世代的女性近似，在家務分配上也沒有太大差距。

而且十分有趣的是，就算與沒被貼上負面標籤的日本「火馬男」比較起來，「火馬女」在現實生活裡的際遇也算不上天差地別。不論在配偶年齡和教育水平、自身結婚時需要承擔的開支、婚後的支出和儲蓄等諸多方面，丙午年出生的男女在統計上都沒有顯著的分別。總括而言，迷信思想似乎跟實際情況大相徑庭——日本「火馬女」的生活結果總體上並沒有因為天干地支的屬性而大打折扣。這些結果很自然會在眾人心中引發出一個疑問：為甚麼天干地支「導致」日本在最近一個火馬年的出生數目大幅偏離正常趨勢，卻沒有在隨後幾個年代裡置「火馬女」於不利的境地呢？假如「火馬女」備受日本社會歧視，哪怕沒有受到天干地支的「作弄」，不應該也活得頗為坎坷嗎？

其實，研究結果正好反映，傳統命理術數之事並不如人們想像般那樣具有決定性影響。假如迷信思想真的有甚麼效應的話，那只不過是它驅使人們改變決策和行為，自我實現預言而造成的。一旦社會和經濟出現變化，迷信思想的負面影響便會被削弱。山田浩之在研究中指出，在1960年代的首婚個案裡，超過一半為父母安排的包辦婚姻，當時的父母擔心丙午年出生的孩子將來難以覓得另一半，所以都避免在這一年生育。惟隨著時間推移，包辦婚姻的比重迅速下降，基於自由戀愛的婚姻比重大幅增加。到了「火馬女」結婚的1990年代，戀愛婚姻的比重已上升至80%以上，「火馬女」與其伴侶基本上都是自願結為夫婦。既如此，「火馬女」便得以擺脫傳統歧視的枷鎖，迷信思想對她們尋找配偶和婚後生活的影響下降至可以忽略不計的程度。

或者世間本來沒有甚麼「赤馬紅羊劫」，只是一些人「想太多」。如果大家想在丙午馬年過上好日子，似乎更應該實事求是，多加思考社會環境和外圍環境形勢背後的邏輯，並在此基礎上部署自己努力的方向和策略，而非一味求神問卜，妄圖借助怪力亂神之力扭轉乾坤。毫無疑問，我們對各位的前景感到相當樂觀——想必充滿智慧的您已掌握趨利避害之道，蓄勢待發。神策研究院 A-Journal 謹此預祝各位馬到功成、龍馬精神！

註：相關研究刊載於《家庭經濟學評論》(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