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名古屋亞運會主辦方需要迫切思考的問題嗎？

當前位置： 首頁 » A-Journal » 消息與故事 » 【中國研究】杭州亞運會的啟示：名古屋亞運會做些甚麼更容易獲得人民支持？

今年秋天，日本的第三大城市名古屋將要舉辦第20屆亞洲運動會。在這個工業重鎮生活的市民們，也許平日最關心的事情是豐田汽車的季度業績，又或者是如何忙裡偷閒去大須觀音寺淘舊書，但此刻他們不得不面對一個事實：家門口即將湧入數以萬計的運動員、教練、記者與遊客！究竟這項體壇盛事會為這個處於東京和大阪之間的城市帶來甚麼樣的影響呢？針對這個問題，主辦方名古屋市與愛知縣政府近期發布了一份研究報告，向市民描繪出美好的願景。他們預計亞運會將帶動數以萬億日圓計的經濟效益，以及創造數以萬計的就業機會。這些數字在記者會的投影片上閃閃發光，彷彿亞運會是一臺印鈔機，只要按下開關，鈔票便會伴隨著五彩紙屑從場館的屋頂飄落下來，與吉祥物「八丸 (Hachimaru)」的笑容更燦爛。

用數據來增加透明度和提升公眾對亞運會效應的理解，不失為一件好事，應該沒有人會反對政府發布這一類研究，但單靠經濟研究闡述亞運會的好處是否就足以贏得民意支持呢？畢竟天下沒有免費午餐，就算這些推算出來的經濟效益悉數兌現，也需要付出成本換取的，民眾可能會因為地鐵擁擠而抱怨，會因為物價上漲而憤怒。當然，民眾有負面感受又不一定會直接「唱對台戲」，可能因為一場精彩的開幕式便拋之於腦後。要理解這些複雜性，就必須找出左右居民支持度的核心機制。

四位中國學者在2025年發表了一篇論文，嘗試探討居民對杭州亞運會的整體態度與支持度，並辨識那些影響居民支持行為的因素及變化規律，為未來大型賽事主辦城市提供洞察。他們在2023年杭州亞運會揭幕前一個月、賽事進行期間及閉幕一個月進行調查，透過全國最多人使用的通信軟體微信向浙江省居民發放問卷，並請求受訪者以5分李克特量表 (Likert scale) 對每個陳述的同意程度進行評分。他們不僅問了居民「支不支持」當地舉辦杭州亞運會，還追問了「為甚麼支持」以及「這種支持是如何形成的」。為了確保問卷結構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當中的問題是從以往針對2008年北京奧運和2012年倫敦奧運的調查中提取出來的。他們收集了1,519份有效回應，然後運用巴龍 (Baron) 與肯尼 (Kenny) 創立的經典四步法檢驗中介效應。

結果發現，民眾感知到杭州亞運會帶來的影響並不完全直接決定支持度，相當程度上還會透過「整體態度」這一中介變量來間接影響。舉例說，居民不是因為看到新場館就自動支持亞運會，而是先經過一個「綜合評估」的心理過程，新場館讓他們產生「這座城市在變好」的總體印象，進而構成「我支持這場盛會」的情感與行為意向。居民對亞運會的感知影響分為三個維度，包括社會文化、環境與經濟，每個維度又分正面與負面，當中正面經濟影響的中介效應最強，其間接效果高達0.24，遠超社會文化與環境維度。這意味著，當居民感知到亞運會能帶來就業機會、基建改善和商業機遇時，他們會因此對亞運會整體感到興奮，認為「利大於弊」，最終轉化為實質的支持行為，不僅口頭贊成，還願意做義工，甚至支持未來申辦更多賽事。

然而，研究中最耐人尋味的發現，並非這個「經濟至上」的結論，而是那個與負面經濟影響有關的「遮掩效應」。數據顯示，原本居民對財政負擔、生活成本上升等負面經濟影響的感知，與支持度之間並無顯著關係。但當研究者控制了「整體態度」後，兩者就呈現顯著負相關。這是甚麼意思？原來，具體的壞處也未必直接驅動行為，而是這些好壞經過情感加總後形成的總體印象，才會決定居民是否願意張開雙臂擁抱這場盛會。當居民被亞運會的熱情感染、對整個事件感到興奮時，他們的正面情緒就像一層薄紗，暫時遮住了對經濟代價的焦慮和不滿。畢竟，誰會有空在開幕式璀璨奪目的煙花下計算納稅人的帳單呢？可是，一旦亞運會閉幕，注意力集中於那張長長的帳單，那些被壓制的不滿情緒可能會以更強烈的形式爆發出來。

有別於可以「遮掩」的負面經濟影響，亞運會在社會文化方面帶來的不便似乎無法被正面情緒輕易掩蓋。也許是因為它們直接且赤裸地影響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形就像一雙不合腳的鞋子，無論你多麼喜歡那雙鞋的顏色，走路時感受到的是切膚之痛。分析顯示，居民對擁擠、擾民、犯罪率上升等社會文化負面影響的感知，會令整體態度轉趨負面，進而降低支持度。有沒有不需要「遮掩」也不會削弱民眾支持的負面環境影響呢？有的，那就是噪音、污染、垃圾等「負面環境影響」。這個發現與過往研究文獻的證據相悖。作者歸因於杭州亞組委強力宣傳「綠色亞運」主題，成功將環境議題框架為正面敘事。試想想，當政府不斷告訴你「這是有史以來最環保的亞運會」時，你會否不自覺地多留意那些太陽能板，少抱怨賽事的打氣聲滋擾？

這些發現為名古屋亞運會帶來甚麼啟示呢？第一，負面社會文化影響需重點管理；第二，「可感知」的經濟效益比任何東西都更能打動人心，在與民眾溝通時避免使用「城市榮耀」或「亞洲團結」等空泛口號，又或只用冰冷的數字堆砌經濟效應研究報告，應改為具體展示亞運會能為社區帶來甚麼實惠。第三，彰顯實惠可能是當務之急，因為名古屋市和愛知縣居民對亞運會帶來財務負擔的不滿，已像處於噴發邊緣的火山，快要「掩蓋」不住。日本媒體對公共支出的監督向來嚴厲，而名古屋亞運會的超支幅度已為反對聲音提供了充足彈藥。據媒體報道，名古屋亞運會的預算已從最初的850億日圓膨脹至約3,700億日圓，超支幅度之大實屬罕見。日本納稅人早已見識過很多次這種「先興奮、後買單」的劇目，他們的容忍顯然不是無限的。

更何況，很多人都明白，名古屋市與愛知縣政府在研究報告裡提及的經濟效應，大部分來自所謂的「遺產效應」，觀乎現時的形勢未必能悉數兌現？名古屋亞運會嚴重的超支問題，不僅壓縮了賽後遺產的運營預算，亦會影響它們融入社區的效果。賽事遺產管理不能僅靠「餘溫」，需設計長期機制去維繫和支持，例如將志願者網絡轉型為社區體育推廣組織，又或利用場館設施支持體育發展。但名古屋的財政現實是否允許這種長期投資？假如當地民眾發現亞運會不過是一張「空頭支票」，他們的正面記憶便會迅速褪色，取而代之的必然是「那場燒錢的盛會」的標籤。中國學者的研究似乎在提醒名古屋和愛知縣，如果要澆熄民眾的怒火自救，必須加倍努力。

註：相關研究刊載於《人文與社會科學國際理論與實踐》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