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一個侵略者，三國的痛。

當前位置： 首頁 » A-Journal » 消息與故事 » 【名古屋亞運】「亞洲一體」為何難？建城者加藤清正400年前對中國和朝鮮造成的苦難

提起即將舉行亞運會的日本愛知縣縣治名古屋，您會想到甚麼呢？假如您是「而立」、「不惑」的香港市民，或許會想起燕窩冰皮月餅。倘若您是喜歡日本菜的年輕「吃貨」，應該會想到鰻魚飯三吃、味噌豬排與雞翅。不過，如果您是一個酷愛歷史的遊客，您腦海裡浮現的便可能是名古屋城。這座被譽為日本三大名城之一的宏偉建築，是德川家康於明神宗萬曆三十七年 (西元1609年) 下令興建的江戶幕府東海道要塞。雖然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被戰火燒毀，但日本在西元1959年把金鯱及本丸重建起來，如今是名古屋市的象徵之一。然而，對於中國、朝鮮和韓國的許多人來說，這座城堡總會為他們帶來一種難以言喻的複雜情緒，原因是它與一位在四百多年前給朝鮮半島帶來深重苦難的武人有著密不可分的關連。

負責這座城天守台石垣工程的總建築師，是一位出身名古屋的戰國武將，名為加藤清正。他在日本國內因「築城名家」和「忠義之士」之名而受人景仰，但在朝鮮半島的歷史記憶中，他卻是滿手鮮血的侵略者。一個人的名字，同時承載著「建設者」與「破壞者」的雙重身分；一座城市，既是現代亞洲體育盛事的東道主，又與東亞近代史上其中一場慘痛的侵略戰爭緊密相連。在這樣的背景下，2026年愛知．名古屋亞運會「在這裡，成為一體」（Imagine One Asia）的口號，聽起來便多了幾分張力。

加藤清正於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 (西元1562年) 出生於尾張國中村，亦即今天的名古屋市中村區。他的父親加藤清忠是一名刀匠，家勢並不顯赫。但他的母親與豐臣秀吉的母親是表姐妹，這層遠親關係成為他日後扭轉命運的的鑰匙。加藤清正自幼便追隨當時尚名為羽柴秀吉的豐臣秀吉，在織田信長麾下積累戰功。他在明神宗萬曆十一年 (西元1583年) 的賤岳之戰中一戰成名，與福島正則等六人並列「賤岳七本槍」，從此躋身秀吉核心家臣之列。五年後，他被封為肥後國北部十九萬五千石的大名，完成了從底層武人到一方諸侯的華麗轉身。加藤清正崛起之際正是日本戰國時代軍國主義色彩最濃烈的時期，織田信長提出「天下布武」，豐臣秀吉繼承其遺志並將勢力擴張至整個日本列島，而加藤清正作為豐臣秀吉的親信，從一開始就被這種意識形態緊緊綁定。這位名古屋武人日後在朝鮮半島上，將展現出極其殘酷的一面。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 (西元1592年)，豐臣秀吉發兵侵略大明的藩屬朝鮮國，妄圖以此為跳板征服中國，打開了「萬曆朝鮮之役」(日本稱為「文祿之役」) 的序幕，加藤清正率領第二軍團擔任先鋒。這支軍隊從對馬島渡海後所向披靡，於同年4月就攻克了朝鮮國都漢城（今首爾）。此後，他率軍沿朝鮮半島東海岸一路向北推進殺掠，在中朝邊境的會寧俘獲兩位朝鮮王子——臨海君李珒與順和君李𤣰之後，甚至越界進侵當時屬於明朝勢力範圍的「兀良哈」地區，襲殺女真人。加藤清正有殺死兩位王子，反而「奉為上賓，以禮相待」，並宣稱「我日本國乃是仁義之邦，富有仁愛之心，從來不妄殺投降者」。這番彰顯日本「文明」形象的話，在當時的朝鮮和後世的歷史學者看來，無疑是十分虛偽——一邊在朝鮮全境燒殺擄掠，一邊施以選擇性的仁慈，不過是一種假仁假義的政治宣傳伎倆。

如果第一次侵略已經足夠慘烈，那麼豐臣秀吉在明神宗萬曆二十五年 (西元1597年) 發動的第二次侵略 (日本稱為「慶長之役」) 則將這種殘酷推向了新的高度。從軍僧侶慶念在《朝鮮日記》中記載：「沿途凡見白衣者，不論老幼盡皆斬首，其慘狀任何地獄圖中亦難以見到。」加藤清正再次擔任日軍先鋒，攻陷慶州、金州、黃石山城和全州等地。之後他以日本築城方式在朝鮮南部築起蔚山倭城，作為日軍據點。當蔚山倭城即將完工之際，明軍與朝鮮軍聯合發動蔚山之戰，加藤清正僅率約五百人死守城池，最終堅持到毛利秀元、黑田長政等援軍抵達，令聯軍在傷亡慘重的情況下被迫撤退。侵略朝鮮的戰役在日本被視為加藤清正的「武勛」之一，但他在朝鮮歷史文獻則為日軍諸將中最聲名狼藉的一員。朝鮮義兵將領趙慶男所著的《亂中雜錄》中記載：「清正在賊中兇毒為最，故前後所經之地，焚蕩之酷，殺掠之慘，非他賊可比。」

這位在朝鮮半島犯下累累暴行的武將，乘中國和朝鮮聯軍主力在露梁海峽之機率殘部逃回日本，才保住性命與名古屋城結緣。明神宗萬曆三十七年 (西元1609年)，德川家康為加強對東海道的控制，決定廢棄清洲城，在名古屋新建一座要塞。他採用「天下普請」的方式，命令20位大名共同承擔築城工程——這既是對他們的「恩顧」，也是一種變相的財政榨取。加藤清正作為築城名人，被委派負責天守台的石垣工程。他從領地肥後（今熊本縣）動員約兩萬人夫，僅用不到三個月便完成了天守台的石垣堆砌。這座天守台東側約12.5米、西側和北側約20米，呈現近乎正方形的精確長方形，其工藝之精湛至今令人嘆為觀止。名古屋城的天守閣於明神宗萬曆四十年 (西元1612年) 完工，成為日本最大的層塔型天守，連江戶城及德川重建的大坂城也不能及，而清正所築的石垣正是這座天守的根基。

同一雙手，在朝鮮半島製造出無數的焦土與白骨，亦在名古屋堆砌出雄偉的石垣。在日本國內的歷史敘事中，加藤清正的形象卻與上述殘酷記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被塑造成一位「忠義」的典範。豐臣秀吉死後，雖然他在關原之戰中站在德川家康的東軍一方，但始終對豐臣家保持忠誠。明神宗萬曆三十九年 (西元1611年)，他在京都二條城促成了德川家康與豐臣秀賴的會面，試圖調解兩家的矛盾。德川家康要到他死後才敢發動對豐臣家的大阪冬之陣和夏之陣。正因為清正的「忠義」以及他在朝鮮的「武勛」，他至今在日本仍備受尊崇，熊本城內建有「加藤神社」，名古屋城內也有他的銅像和「清正公石曳」雕像。這種尊崇背後所反映的歷史觀，值得深思：一個「兇毒為最」的侵略者，在日本卻被供奉為英雄和忠義的象徵。這種歷史認知的落差，恰恰是東亞國家之間歷史和解最難以跨越的鴻溝之一。

2026年，愛知．名古屋亞運會即將舉行，其核心口號是「在這裡，成為一體」。主辦方宣稱，這一口號旨在透過體育和對和平的渴望，跨越種族與文化界限，將亞洲各國團結在一起。這個願景無疑是美好的。問題是：就算體育可以跨越國界，歷史記憶卻不會輕易被體育場上的歡呼聲所淹沒。日本若要真正實現「亞洲一體」的願景，需要付出的恐怕不僅是場館建設和賽事組織的努力，更需要對歷史進行誠實而深刻的反思。唯有如此，亞洲才能真正地「一體」，享受到持久的和平。